场地提供/北京CD爵士俱乐部
友情出演/郭俊杰
特别鸣谢/张元
“我没有在多少年轻人身上
看到过活跃的状态，
我指的是那种很容易被触发的创造性。
很多人的活力，
最起码比我们那个时候的要少见。”
“如果说拍时代的马屁是时髦，
如果那些关注市场的人
和讨好歌迷的人成为时尚，
那我宁愿说自己过时。”
“我的创作或者发展方向是：
我更在乎人心的分量。
人心是无法计算的。
媒体很sorry，
大部分媒体是看人头的，
不看人心。”
——崔健，2009年10月
崔健在贰零零玖
文/吴大象
我们说，门口那辆慢慢停靠过来的黑色汽车，一副像是里边装着老崔的样子。果然，车门打开，露出了白色棒球帽，东三环几千辆车，呼啦一下全过去了。
二十多年来，他一直叫老崔。我们和他生活在一个时代里，吃，睡，玩儿，搬家，谈恋爱，生孩子，锄大地，做梦，存钱，人人以为自己会有个未来，人人觉得以旧换新自己在进化。
但旧就是旧。往大了说，我们只是活在上一次小行星撞击地球留下的一个形式里。而下一次过后，世界会是另一个样子。往小了说，一首歌唱完，它就已经不在了，而当它还没被写出来时，它其实是存在的，但只有一个人能唱出它。
所以春树——一个写小说的女孩——我们请来的访问者，说很多人仍然喜欢他的“老歌”时，老崔平静地问她：你周围都是一些老人吗？
听众只能听到过去，创作者却必须想着未来，这就是他们的区别。
两个有区别的人现在共享一张沙发。崔健坐在一杯白水后边，白水旁边是春树的咖啡。春树拿着一个笔记本，上面写满了问题。关于他拍电影的问题，关于他新专辑的问题，关于他全国巡演的问题，问题在空气中噼噼啪啪地出现又消失了，在这间没什么特别的足够旧的酒吧里，只有尘埃在阳光下静静地旅行。
摇滚？一个多少也有点旧了的名词。但是我们不怕谈论旧。我们正在谈论这个。崔健说，用年龄去区分人是冒傻气。他还说，今天的年轻人没有对现实的批判意识。他没有对此表示遗憾，因为遗憾是无力的。他只是梗着脖子，下嘴唇微凸盯着前方，似乎在表达不满。
让他不满的还有以杂志社名义借来的名牌时装，当然本杂志已经估计到老崔不会喜欢换上这些衣裳，至于从什么时候谁最一开始搞出了给名人借时装拍照片这种名堂，本杂志已经想不起来了。
一个人穿着没有自己体温的衣服拍照片，好像是一件有点荒诞的事啊。
不过，老崔勉强答应了换一件衬衫试试，他一穿上它，立刻就不像是老崔了，他穿着那件衬衫走过去，就像个别人，只不过也姓崔。
所以他坚决不再碰别人的时装。
1985年夏天，北京王府井音像店对着街道反复播放着一首男声合唱《斯卡布罗集市》。原唱者保罗·西蒙和加芬凯尔，翻唱者是“七合板乐队”。崔健在这个七人乐队的合影中不太显眼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他们都穿着当时还不多见的一种时装：牛仔裤。
但很快，崔健确定了自己的衣着风格。军便装，短靴，五角星T恤，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第一张真正意义的专辑上。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：一种革命。
第二张专辑出现在1991年，这次他没有使用任何隐喻，而是直接说：解决。但衣服的军事色彩淡化，更加制服化，像个不需要肩章的将军。
第三张……是一个婴儿。《红旗下的蛋》，双关语。然后是《无能的力量》，唱的是理想的背面。《给你一点颜色》，尝试一点爵士。这些歌，我们都听了，大部分都喜欢，尤其是快节奏的。有的我们会跟着唱，他可以唱多快我们也能。而卡拉OK里通常会有这样几首他的歌：《花房姑娘》、《一块红布》、《假行僧》、《一无所有》。这些歌的拍子在那里被放得很慢，和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或《三套车》差不多。
他一直生活在北京，朝阳区。有时候你试着想象他的生活是办不到的，因为他表达得很少，关于怎样生活，我们多半只能看到电视上一些明星在唧唧歪歪。明星们说得太多了。
有时候提到崔健就会想起王朔。如果你在那时长大就会知道，他们是两个什么样的叛徒。他们都是头脑与外表由上帝亲自组合的叛徒。一个是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一个不太会说但是加上节奏就跟唱的一样，后来我们都知道，那就是说唱。
与王朔一样，崔健从小生活在北京的“大院”里。那是当时带有统治阶层色彩的一种聚居方式。军人、小官僚、十三级干部，还有一部分艺术家，崔健和他的家人属于最后一类，我们都知道的是他学习吹小号的历史比其他乐器要久得多，也可能因此，他比多数中国人更早地听到了Louis Armstrong、Chuck Berry，或是威灵顿公爵以及披头士。但据说，其实他喜欢的是斯特拉文斯基，一个流亡美国的俄国作曲家。
一个人当然可以喜欢一些更出乎意料的东西，这样才合乎情理。而与崔健有关的我们的生活，一直是节奏、自由、纯粹、批判，可能这些词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用、不听、不看，但它们确实存在，不是只在书本里，不是只在歌词中，而是遍及我们极易幻灭的世界，充满无量四方如风鼓荡的心野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个那个雷厉风行而且严肃。